一个残酷的巧合出现在2003年初的相声界：陈寒柏的农民系列连续出台两个，十二天后，马三立老人与世长辞。听陈寒柏的农民打手机、玩手提、开宝马车不亦乐乎，突然想起马老那双密布青筋的瘦手。
一个时代结束了，我们悲痛。当一个时代只属于一个人——由他开创、由他苦心经营、由他书写，而他终于远去的时候，我们的悲痛则无以复加。再优秀的继承人都无法代替泰斗，而拙劣的继承人在今天的艺术领域里并不少见。我们挽救濒危的艺术，比挽救濒危野生动物更感力不从心：后者还可以通过繁殖或克隆的途径复制，而马老只有一个，只有一段有限的生命。现在，一种无数人民热爱的艺术和这个人的寿命一样长，它被这个人缔造，又把重重的担子放到这一个人肩上。马老过早憔悴的脸容，也许正是这种重负的写照。时代递嬗，陈寒柏率领着他的人民出现了，以嘲讽见称的相声艺术，开始全面嘲讽自己。
巴尔扎克说过：艺术家像所有的人，而没有人像他。人们正是从《十点钟开始》、《偏方》、《讲卫生》、《查卫生》、《八十一层楼》、《似曾相识的人》中看到平凡的生活、真实的社会，看到一个个似曾相识的人，和一位独一无二的马三立。仅仅用“蔫哏”来概括他的艺术是不够的，马老的大智若愚、假痴不癫恰到好处地排除了他塑造的艺术形象作为人的其他特征——相貌、身材、举止、爱憎，单把一种广为人悉的特征凸现在观众面前，他把相声的全部表现力握紧成一束，其锐利的锋芒足以穿透时间设下的隔阂。人们为艺术会心微笑，是因为感到它在生活中发掘出了颜色，而不是给生活刷上斑斓的涂料。不是每一个到基层查卫生的局长都会遭遇一群苍蝇，只是人们太熟悉大摇大摆地走路、拿腔拿调地训话的官僚形象，因而欢笑阵阵；事实上，也只有马老扮演的舞台上的政治官僚，能成为人民最贴心的朋友。
我总想，如果有一天相声真的死亡了，她将死于何种症状？是因创作力的衰竭而突然咯血，还是因长期无形的桎梏在一个凌晨气绝？这样说话未免残酷，但陈寒柏提醒了我们这些爱相声的人：如今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文艺界长期以来给一个定语长长的讲话供着牌位，不管自觉还是不自觉，大家默认了一种圭臬，一种号称为特定意识形态度身定做的准则。它把资本主义的艺术全部视为人空虚内心的反映，号召忠实地复制属于自己的现实。然而，它暗中鼓励它的信徒进行选择，选择那些有利于人民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现实，回避有可能毒害人民的东西。为此，艺术家甚至可以不惜动用理论上（且不论这是何种理论）存在于将来的东西，把它们写入小说、散文、诗歌或者表演出来。奇怪的是，真的有很多人接受了这一准则。某年某月某日某地某个农民因某种原因成了暴发户，全国全体农民于是异口同声感谢政策英明。
夸大个案的代表性以遮蔽生活中的常量，挪用光明的未来作为艺术的现实主义题材，深入生活的结果恰恰是脱离了生活。阿尔贝·加缪犀利地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真正对象，恰恰是还不是现实的那种东西。坦然接受这种矛盾，标志着艺术接受招安，接受“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统一底线。然而，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今天真正“优秀”的作品不可能鼓舞人，为了“鼓舞人”而创作出的作品也不会优秀。正如历史学界至今崇尚功利主义的“资治”功能一样，目的论的准则也掩盖了艺术的真实渊源和使命。真正伟大的文学艺术出自现实，又使人更深刻地理解现实，理解我们身处的世界；它既不躲避崇高，也不拒绝卑劣，它以博大的胸怀面对现实，因博大而生出罗杰·加洛蒂所说的“无边的现实主义”。我不知道农民愿不愿意选择暴发户做他们的代言人；但我知道在《买猴》的时代，这块土地上有成百上千个“马大哈”，人们并不感到欢欣鼓舞，而是由衷赞叹：马三立的话，句句是肺腑之言！
如今看到荧屏上的马老，心情和以往大不一样了。马老念兹在兹的相声舞台，从此以后将更加空旷。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语言艺术要给观众直面语言的体验，优秀的相声首先要凭借语言的魅力和观众缩短距离。而在那段常见的《开会迷》录像里，我看到还很年轻的马三立站在工人中间，人人都笑得那样由衷，那样灿烂，我突然想到：我们钟爱的艺术所追求的理想，不正是这种亲密无间激发的欢乐吗？我们一遍遍重申的伟大目标，不正是让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微笑吗？在苏联，诗歌《开会迷》的作者、未来主义先锋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用尽他的最后几年为新生活呐喊欢呼，直至自杀身亡。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回顾与他的交往时说：“那些拙劣的押韵的东西，那满篇的空话……我认为这已经不是什么马雅可夫斯基了，是个不存在的马雅可夫斯基。奇怪的是，什么也不是的马雅克夫斯基居然被视为革命的马雅可夫斯基。” “我爱我的生活，并满足于这种生活。我不需要为它贴金……”
一个人要热爱他的民族、他的国家，就要接受她的光荣与可耻、崇高和卑劣；一个人要有爱人之心，就要有勇气在最卑鄙的罪犯、最下贱的人面前低头。马三立绝不是“中国的马雅可夫斯基”，但他爱他的“十点钟开始”，他在刻画“天桥把式光说不练”的同时倾注了多少感情，就像爱自己的儿子一样。在那个物质贫乏、精神世界刚刚现出一线生机的年代，《十点钟开始》吐露了被耽误的一代人的辛酸：他们没有知识、没有机会也没有选择，他们的头脑塞满了空洞的口号、僵死的教条、被格式化的思想，面对全新的时代，他们就像失掉了牧羊人的羊群一般茫然失措。马老运动他全身的能量展现一个时代的黑色幽默，展现快乐和痛苦同样多的生活，人民回报给他最热烈的掌声、含泪的欢笑：最伟大的喜剧艺术，让人泪花闪闪。
没有人像马三立，那些模仿秀们也大多以相声为业，但他们只能模仿马三立的口音和手势，学不像他的艺术风骨。很多人业已忘记：艺术既不能脱离现实，也不能无原则地服从现实；不能为了看不到美好而憎恨现实，也不能为了鼓吹美好而肢解现实。为了使一种价值、一种观念深入一个社会，艺术家首先不能欺骗它，不能倒向宣传的一面，不能放弃独立的美学标准，任凭其被征服、被玩弄于股掌之间；为了那没有到来的幸福，艺术家的使命是继续关注现实，而不是把未来的东西肆无忌惮地神秘化。加缪说过：“美在今天、尤其是在今天，不能为任何政党服务；它只能在或遥远或邻近的日子里为人的痛苦和自由服务”——这是艺术永恒的尊严所在。
直到垂暮之年，现实中的人们才渐渐醒悟到，半个多世纪以来，蔫蔫的马三立一面保持着冷淡而超然的旁观姿态，一面全身心地爱着现实，爱着人民；他和人民走得越近，就越是远离那香烟袅袅的供桌上明晃晃的牌位。人民爱听马老沙哑的嗓音，爱听“挠挠”、“我乐意”、“逗你玩”、“就是灵”……两个字、三个字，足矣！高屋建瓴、长篇宏论，那是跪倒在地的守灵人每天自修的功课。
历史的性格总是乖张的，它让一种没有被征服的艺术沉默得更多，赋予一个没有被征服的人以常年憔悴的形容。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用在马老和他的艺术身上再合适不过。老人家远去之际，留下了如此质朴的遗言：
我是一个相声演员,也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我按照党的要求，用相声，用笑声，为人民服务。…………
人总是要死的。我有一个最后的请求，就是在我过世后，请将我丧事从简办理，我不愿让各级组织再为我费心费神；同时我的朋友、学生和再传弟子也比较多，所以不搞遗体告别，不接受花篮、花圈、挽联，不接受钱物。我毕生只想把笑留给人民，而不能给大家添麻烦，给国家浪费钱财。我衷心祝愿相声繁荣，人民幸福，国家富强。
此致
马三立 鞠躬
漫长的岁月里，马老那激起多少会心微笑的鞠躬，而今让人潸然泪下。只有稳稳地站了一辈子人才能鞠躬，只有深深眷恋着人民的人才会鞠躬，只有对平庸、孤独、不堪忍受的现实真诚地理解并观照着的人才懂得鞠躬。中国人的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一天：90岁的马老一躬到底，深情亲吻着他的大地，再也不曾起身。而那些早已长跪不起的人，也许还在孜孜擦拭着马老遗嘱中厕身一角的政治身份，就像擦拭一块褪色的墓碑。
老人家，谢幕了，您走好！